在很多人心目中，寺院是清灯伴古佛之地，和收抵押放债的当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事实上典当业的起源之地，正是南朝寺院。
究其原因，应当和那时寺院特别多、特别兴盛有关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那么，典当业如何会在寺院中萌芽并且发展壮大起来的呢？
<南朝南方寺院开始发展兴盛>
东汉以后，中国出现近200年的南北分裂，这就是南北朝时期。长江以南、以建康（即南京）为中心的是南朝，黄河以北为北朝。这期间，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——黄河流域受战乱重创，经济遭到莫大的破坏，原来相对落后的江南经济则迅速崛起，而其空前发展的显著特征便是寺院经济的形成。
一般史书和词典上均称，南朝寺院推出的质押贷款业务，成为中国典当业之始。典当的出现和发展与南朝寺院经济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。
寺院经济一般指的是佛教寺院经济。虽然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，寺院主要靠托钵乞食和居士捐赠求得发展，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印度流行的乞食生活，到了中国却难以为继。僧伽们要想修行传道、编译经典佛学，就必须有寺院自身的经济支持。
由于佛教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、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播策略，所以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。来华传道高僧，大都受到皇家的礼遇和供养，赐建寺院，还设立专门的高僧接待所。就这样，南北朝成为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时期。
<僧侣太富皇帝打仗也来借钱>
南朝寺院兴盛有多方面因素。首先要归功于江南经济出现大发展。江南的经济曾长期落后于北方，西晋末年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原始耕作阶段。而其得到发展，与北方长期混乱，人口大批南移有密切关系，这改变了南方地广人稀的状况，东晋以后南方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都出现飞速发展。
寺院兴旺的直接因素，则是信奉佛教的多为皇家和贵族、士人。南朝从宋、齐、梁到陈，帝王们大都十分崇信佛教，有了经济实力的他们，出手更加大方。
《南史·郭祖深传》记载，梁武帝时，都下佛寺五百余，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万，资产丰沃。所在郡县，不可胜言。当时僧业究竟富到什么程度？据《宋书》记载，南朝宋文帝讨伐北魏时，资金紧张，筹款无门，竟然想到向寺院借贷以解燃眉之急。仗打了一半，军费再次告急，皇帝只得再次要求4个州县中，家产满50万的在家人和资产满20万的僧尼各拿出四分之一财产借给国家，战事结束后立即奉还。这样国家向僧人借钱的情况，相当罕见。
<僧侣经商赢利司空见惯>
不过，随着佛教信徒的日益增加，敕建和供养的寺院数量有限，还是难以满足需要。一些佛门的有识之士，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独立的寺院经营形式。根据佛经记载，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下站起来时，首先是两个商人向他奉献食物，因此，可以说佛教的传播和发展，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。寺院除垦殖田圃外，也从事商业、手工业和占卜、医病等活动，这不仅解决了僧侣生活必需和佛事活动的开支，也促使其走上了以盈利为目的、聚敛寺院资产的道路。
到南朝时，寺院不仅占有大量房舍、土地、佃户和大量金银、货币，僧侣们经商赢利也是司空见惯。
<几经起落唐起僧众回归自给自足>
佛教寺院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人才，威胁到了世俗统治者的利益，种种情况累积在一起，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，即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先后发起的三次大规模禁佛、灭佛运动，寺院经济也受到重创。
几经起落，到唐代中叶，寺院又一次膨胀，造成官府赋税收入大幅减少，唐武宗不得不大举灭佛，寺院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。这迫使僧侣们探索寺院生存发展的新模式，从此逐步将劳动与禅修结合起来，僧众们开始自力更生，自给自足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
虽然寺院的经营活动受到打击，但寺库质押形式却以其贷款保证所独有的可靠性、流动性、便利性而发展起来。尤其明代中叶以来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，进一步刺激典当业的发展。明代初年，金陵一地就有典当500家，明《南都繁会图卷》描绘城南三山街一带的市容，仅店铺招牌就有109种，而最大的一个店招，即为當字。
《大藏经》规定了寺院借贷利率
由于南朝货币流通混乱，苛捐杂税繁多，百姓、商贾不得不经常告债。于是，拥有巨额财富的寺院，通过收取债务人的金银、耕畜、衣物、农产品作质押进行放款活动。除了借钱外，寺院也会出借实物，最常见的是粮食，出借对象是农民。
大藏经》卷四十《行事钞》中甚至规定了寺院借贷的利息率：善生经，赡病人不得生厌，若自无物，出求之，不得者贷三宝物，差已，十倍偿之。
南北朝时，寺院的典当借贷机构主要是寺库。寺库本是寺院的财产保管机构，其放贷以低于实物价值的物品作为贷款的保证，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，赎回质押物品，寺库则须收取较高的利息，如无力归还借款，过期不赎，质押物品则任由放款人处理。这种模式为后来的当铺所沿袭，成为中国经济史上典当业务之源。
清代吕种玉断言，作库质钱取利，唐以前唯僧寺为之。不知是巧合还是规律，欧洲第一个典当行也是由僧侣创立的。
